习近平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回信

[4]王天华：《行政诉讼的构造：日本行政诉讼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55页。

先验则是一个比先天更高层次的概念，它所关注的是知识的先天运用或先天可能性。申言之，凯尔森采纳了新康德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科亨（Hermann Cohen）对康德的先验论证的阐释，即鲍尔森所称的康德先验论证的回溯（regressive）版本，进而主张对法律规范进行认知的可能性预设了对规范性归责（normative imputation）这一范畴的运用。

基础规范为法律语句的合法言说所预设，应是凯尔森的理论要最终达致的结论。弗雷格的上述思想及其对康德的继承和发展在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中得到了更为系统的展现。借助康德－维特根斯坦模型，凯尔森的基础规范可以被理解为是被有意义的法律语句所预设的一种先验的普遍规范结构。但是，这套法则自身是不能被直接定义或言说，因为它们构成了我们有意义言说的全体。[8]然而，康德并不致力于道出这种知识之性质或特点，他的主要目的是阐明这种认知的条件，并籍此为理性划界。

[16]通过新康德主义哲学中的效力概念，实然与应然之间的关系进一步被确定为事实与意义两个世界的关系。维特根斯坦的理论则只涉及主体在语言活动中的意向行为以及符合系统的使用，因为维氏并不认为在个体的语言活动之外已经有一个先验的秩序已经预先规制了判断的内容。在制定法国家讨论法律渊源，其主要的目的是讨论清楚什么是法律的表现形式。

本来民间法就不是一个科学的表达，只是为了表达便利。关于什么是法理？《牛津法律大词典》有一个判断：虽然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前进，但贯穿这几个世纪的法律哲学问题是不会改变的。法律的阶级本质是阶级社会的特征，而且应该是阶级对抗激烈社会的特征。法律就是法的一种表现形式，离开了这个表现形式怎么去理解法呢？一些学者把法概念抽象化，好像一谈到法就是一种抽象的表达而不是一种实定的存在，造成了对法的虚幻，好像法无处不在。

那么这样会不会走向循环？所以问题不是那么简单。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的法理学乃至法学伴随着中国法治的发展和进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

大量的意见提交上去后，仅仅由工作班子的认识就代表了立法机关的认识。尤其是近些年在中国法理学界乃至法学界存在着的对法的泛化的理解，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这个问题。关于法学研究对象的争论。甚至还有人用自然法这样一种学说体系来解释早已世俗化、实定化、实在化的法律现象，将法抽象化、概念化而不是具体化、实在化，使人们对法的概念陷入一种云里雾里的境地，无法捉摸。

1845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者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习惯仍然是习惯，习惯并不能变成法律，也并不意味着这样一个规定就把它变成了法律渊源。但是这些年这个概念被越搞越乱了。我们也看到，人民意志说也得到了执政党在政治上的确认，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有一句话：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拥护。

立法先行、立法先导就是必须先制定规则，然后才有执法、守法和司法。民间有大量的规范形式，这些规范形式在民间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

这一个问题的讨论，涉及到如何准确地概括一种新权利。只要人类听不懂它们的语言，就只能按照人类的想象，来代替它们说话。

有位青年学者更是直接地讲：从司法和法官裁判的角度，法源是指一切得为裁判之大前提的规范的总称。现在我们的法律通过全民的讨论，公布草案，任何一个公民都可以提出意见，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体现人民意志的表达。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问题。法律并不能直接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自然并不能成为法律关系中的主体。（二）关于法的本质 法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法理学上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关于法律调整对象的争论。

我们应该回到司法概念的本原意义上去，即司法就是国家专门的司法机关适用法律的活动，司法的国家专有权、专有性不容动摇，否则，什么都是司法，便无所谓司法了。所谓好色权，无非是人性中对性的好奇，对美的体验、追求。

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这句经典思想的解读，我认为：法律的社会本质的外延，应该大于法律的阶级本质。二是依法治国，依据宪法法律法规治国理政。

法律的发展与社会也分不开。2018年全国法院受案量达2800万件，已经破了历史纪录，尽管如此，司法案件与行政执法案件的数量还是无法比较的。

我们要注意到，当我们讲一个事物转向另一个事物的时候，必然包含着一种超越，即后者超越了前者。2015年5月8日至10日时任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同志到浙江省调研并主持召开部分省区市纪委书记座谈会时强调：要唤醒党章党规意识、推进制度创新，修改好《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把纪律和规矩挺在法律前面，挺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前沿。但发展到后期，一些民间法研究者不满足于这种比喻和修辞，要使民间法也成为一种法，尤其在诸如法律多元主义、活法理论等的支撑下，认为民间的规范也是一种法，这种观点也是经常见诸于学术界。因此，法律渊源有时也叫法律形式，它侧重于从法律外在的形式意义上来把握法律的各种表现形式。

只不过，法治体系是一个动态的体系，它将法律从产生到实现的全过程概括了进去，是一个动态的、立体的构造。这条规定将隶属于公安机关的侦查人员和隶属于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狱管理人员都解释成司法工作人员，于是，人们便将习惯上称谓的公、检、法、司等政法机关理解成为司法机关。

法律渊源主要指那些具有法的效力作用和意义的法律的外在表现形式。所以，我们应该从重视法的元问题入手，来展开对于由此而衍生和延伸的法学基本概念、基本命题进行研究。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法律之外，是没有法的。

这次发生在中国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又一次将这个问题推向了社会舆论的热点和风口浪尖。（六）关于民间法的概念 民间法这个概念准确吗？民间法概念本来就是一种比喻，但是，随着研究的进展，有些人已经不满足于比喻了。在强调高度重视中国法治实践、服务于中国法治实践的前提下，由于实践的需要，中国法学出现了一种突飞猛进的、近乎于狂飙式的发展，实践问题成为法学研究的重点和主要研究领域，这无疑是非常正确的法学研究路径，也是今后应当继续坚持的发展方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议是把法律规范体系和党内法规体系作为法治体系的两个体系分开表述的。

一方可以提出权利本位及其论证，另一方也可以提出义务本位及其论证，谁也无法说服谁。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

我国《民法总则》第10条将习惯作为法律缺位的情况下处理民事纠纷的规范依据，是否意味着改变了习惯的规范属性？是否意味着把习惯变成了一种法律渊源？我认为不是。它们两者虽有一些区别，但是一种互相包含关系，即法治体系包括了法律体系，而不是一种超越关系。

法和法律的二元论为这种法的泛化提供了一种理论支持。无数的由于对自然的破坏带给人类的灾难——比如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